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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援助推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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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3月11日    点击数: 67    来源: 《中国国情国力》杂志    撰稿人:

自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与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与此同时,我国企业面临的挑战也逐步显现。在此背景下,创新利用对外援助资金弥补市场失灵,不仅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而且对于提升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层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贸合作现状

与蒙古俄罗斯等中亚地区贸易互补性较强,但面临地缘风险较大

在自然能源类商品、服装制造商品、日常用品和机械类商品等方面双方贸易潜力巨大。中亚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陆上能源供应来源地,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丰富的油气资源是我国能源进口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与该地区国家跨境电子商务也蓬勃发展,农业合作快速推进,中亚国家的蔬菜水果,俄罗斯的各色海产品越来越被我国普通消费者所熟悉和喜爱。空间距离是我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的制约因素。此外,当前中亚地区政治权力格局不协调、法制不健全以及民族状况比较复杂等因素是影响我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的主要障碍。

与东南亚地区合作机制成熟,贸易互补性最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同东盟各国间高层互访频繁,区域合作发展持续向好。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愿景2025》及《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顺畅对接,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功升级,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等次区域合作进展顺利。从产业间和产业内贸易互补性分析,我国与东盟发达国家在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上产业间互补度最高,在劳动密集型贸易上产业内互补性最高[1]。我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来往顺畅,但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发展依然存在差异,投资水平和营商空间存在改善空间。缅甸、老挝、越南和柬埔寨正被逐渐拓展为我国西部地区的重点经济合作对象。

与南亚地区合作获得高层推动,但地区营商环境较差

在双方领导人的大力推动下,近年来我国与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进一步加强。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期间,宣布了未来5年我国与南亚经贸合作目标——将双方贸易额提升至1500亿美元,对南亚投资提升到300亿美元[2]。与此同时,我国还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南亚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供多种形式的帮助。但该地区营商环境较差。如伊拉克在获得信贷方面,法律权益的保护指数和信贷信息透明指数均为0;巴基斯坦在获得电力方面,电力需求方和供应方的互动程序达5.4个,平均耗时180.7天,成本占当地人均收入的1663.7%。

中东欧地区整体便利化程度高,经贸合作与发展的潜力巨大

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欧盟总部时提出,要把中欧合作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结合起来,使我国和欧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2015年至今,历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及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均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不断深化共识,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欧盟发展战略对接。这两大核心战略对接恰逢中欧结构改革深化、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契合度高、互补性强,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的经济战略对接起到了引领作用。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欧投资基金、互联互通、数字化、法律事务对话和便利人员往来“五大合作平台”建设取得良好进展。欧洲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匈塞铁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等重大项目陆续推进,渝新欧、汉新欧等中欧铁路集装箱班列运输平台已经运行,为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注入了活力。

与西亚北非地区合作取得实质进展,资金融通成果明显

我国继续保持阿拉伯国家主要贸易伙伴地位,中阿贸易结构逐步优化,我国自阿拉伯国家进口化工产品、农产品、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数量不断增加。一方面,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重启并取得实质性进展,将成为拉动中阿贸易和投资的新引擎。我国企业在埃及建设的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已有近70家企业入驻,带动阿曼、沙特、摩洛哥等国家与我国企业探讨开展工业园区的开发合作。另一方面,我国与西亚北非地区资金融通成果明显。双方银行近年来互设了多家分支机构,投融资合作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在阿联酋、卡塔尔设立了人民币清算中心,与阿联酋、卡塔尔和埃及分别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我国还与阿联酋设立了共同投资基金,未来规模将逐步达到100亿美元。丝路基金会同多家中资银行成功地为阿联酋哈翔清洁煤电厂项目提供投资和融资服务,荣获了2016年度中东地区最佳电力项目融资大奖。沙特等9个阿拉伯国家已成为亚投行成员国,阿曼的铁路和港口项目成为亚投行向阿拉伯地区提供贷款的首例。
面临挑战

沿线国家营商环境整体欠佳

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主要投资对象国的营商环境处于中低水平,存在很大改善空间。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在193个国家排名中,阿富汗183位,孟加拉国177位,缅甸171位,伊拉克168位,巴基斯坦147位,柬埔寨135位。在保护知识产权部分中,阿富汗在办理施工许可证方面排名倒数第五,办理许可所需的程序共有13项,耗时354天,并且要求企业主自开办起需要连续三年缴付商业牌照费用,开办企业的成本占建筑价值的89.8%;在税务方面则需要企业每年缴税19次,税务支出占企业盈利的71.4%。在执行合同部分中,缅甸排名倒数第二,从提起诉讼到实际付款一共耗时1160天,占诉讼成本的51.5%[3]。

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水平发展滞后

一是“一带一路”国家地缘政治局势动荡阻碍了贸易投资便利化。受宗教、民族、历史与大国政治博弈等因素影响,西亚、南亚及中东欧地区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局部冲突频繁,内战频发。政权的不稳定导致了贸易政策的易变性,使我国的对外贸易与投资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加上个别地区恐怖主义盛行,给我国的对外贸易投资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二是沿线国家的海上运输、港口设施、信息通信与物流设施较落后,影响无纸化通关应用、电子商务发展以及口岸管理平台建设。三是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市场化程度不高,相应的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法律不健全且透明度低,由于担心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会使市场过度开放,冲击国内产业和经济,导致其对外来投资的保护程度低,直接影响了本国的贸易投资量。四是受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依然缓慢影响,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趋势,导致自贸区谈判面临一定压力。

当前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尚待健全

当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境外投资保险法,现行制度①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对于保障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目标方面仍存在不足。尽管我国已经同许多“一带一路”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条约,但总体上只限于原则性的规定。此外,当前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险种过于单一落后,海外人员的人身医疗保险发展严重滞后,这都增加了企业的营商风险。

政策建议
针对当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面临的挑战,建议充分发挥我国对外援助资金的作用应对市场失灵和结构性风险。

推动合作园区的配套工程

在中亚、西亚等营商环境尚待改善的国家,选取核心区域设立产业园区,以点带面辐射整个区域。一是利用对外援助资金做好园区的前期可研。二是对于东道国政府无法按照双方合作协定要求提供配套基础设施的情况,我国政府可以灵活使用对外援助资金支持园区相关的配套建设,避免园区因基础设施不到位而难以运行。三是对于园区管理所需要的国际复合型管理人才短缺的情况,我国可利用援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的方式,以园区管理企业为承办主体,开展境外人力资源培训,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专业人才。

利用对外援助推动贸易便利化

一是针对中亚、西亚北非等贸易能力较弱的地区,可以通过援助集装箱检测设备,开展以出入境动植物检验检疫、进出口食品安全、贸易便利化等为主题的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有效提高货物通关速度和效率,帮助海关监测人员掌握专业技术,从而不断提升海关通关能力和贸易便利化水平,切实推动其融入全球价值链。二是针对西亚北非等区域内贸易水平偏弱的地区,可以考虑支持各发展中国家就经贸政策与邻国进行协调,打通跨境贸易投资合作壁垒,促进各国与周边国家率先实现经济一体化。建议结合重点国家发展需求,在对其主要边境口岸、枢纽港口、跨境运输道路节点开展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针对拥堵瓶颈,给出系统解决方案,帮助制定发展规划,升级运营管理系统,改善现场作业流程,培训相关机构人员。三是针对南亚、中亚和西亚等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可利用对外援助资金建设国际机场、港口和大桥等交通基础设施,降低物流成本。

利用对外援助引导产能合作

一是针对西亚北非我国大宗商品的进口国,鉴于其丰富的原材料出口积累了一定的主权基金,又纷纷提出发展工业多元化的诉求,可以通过对外援助资金撬动这些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公私伙伴关系”(PPP)形式共同支持工业园区建设,引导我国企业入园投资建厂,以经济投资和合作推动我国优势产能转移,促进共同发展。二是针对中亚等我国轻工业产品的出口国,可以使用优惠贷款资金在这些发展中国家援建一批生产性项目,并以此为依托培训当地劳动力,帮助其提高生产能力,扩大贸易规模;援助一批以轻工业产品为主的生产性项目,既可弥补当地商品供求的缺口,也可以此为依托出口中东欧市场。三是针对东南亚等人力资本密集、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可通过无偿援助资金进行前期调研,依托受援国的资源优势,进行产业链中端环节转移,推动发展中伙伴国按照中国标准进行生产、加工和组装,并对符合标准的产品实行快速通关“绿色通道”。

推动生产能力与标准的对接

一是针对中亚、东南亚和南亚等对我国出口初级产品的地区,可通过援助资金推动生产标准互认。我国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定期开展生产标准的培训和交流,帮助这些国家生产的产品顺利与我国市场需求对接。此外,针对特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优势,与其进行沟通和协调,适当折中一个针对特定产品的标准,以鼓励发展中国家提升产品生产能力。二是针对中东欧、独联体等与我国进行高新技术、机电产业投资合作的地区,可通过援助资金资助研发合作,提高我国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平。三是针对中亚和独联体等基础设施薄弱的区域,可利用援助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以此为依托输出中国品牌与标准。如可依托中蒙俄经济走廊实现铁路、公路互联互通,通过与欧亚经济联盟合作推动油气管道建设。以“两优”贷款支持该区域铁路、公路、港口及核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打破经济社会发展瓶颈,推进区域间贸易与投资,而且可以输出过剩产能与建设标准,对双方经济发展都具有较高的乘数拉动效应。

推动自贸区建设

一是针对中东欧和南亚地区与我国尚在进行自贸区谈判的地区,可通过援助资金支持自贸区的可研方案。二是利用对外援助资金支持咨询类项目。如中缅经济走廊规划、巴基斯坦瓜达尔市整体规划以及中尼(泊尔)、中越(南)铁路、两洋铁路等重大项目规划,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经验、共谋发展大计。三是针对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对自贸区的接受和管理水平不一的情况,可借助援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的方式,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治理能力、贸易与可持续发展、跨境电商政策、农产品流通与贸易、进出口食品安全、贸易便利化为主题,开展针对政府官员的培训,提高沿线国家的经济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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